七十年代农村记忆组图: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学大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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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年代,我的年龄处在10—20岁,家在农村,农村正值人民公社时期,与现在是两个不同时代。开动我们的记忆,回到那个年代。

七十年代农村记忆

人民公社制度,是村里成立生产大队,生产大队实行党支部、大队委员会集体管理,“文革”时,大队委员会改为大队革委会。大队再分成几个生产小队,记得我们村200多户,分了四个生产小队。

七十年代农村记忆

大队干部包括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,革委会主任、副主任,治安主任,妇女主任,民兵连长,大队会计、保管等。生产小队有队长、副队长、政治队长、妇女队长,还有记工员、保管员。

管理体制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(后来个别村实行大队核算),土地、粮食、大牲畜、主要农机具、经济收入等归小队所有,其他归大队所有。我们村小队都有饲养院、油坊、场院;大队有果园、粉坊、磨坊、小学、合作医疗室、大学校(毛泽东思想大学校)、粮仓、农业机械等,后期又办了一些村办小企业,盖了会议室(称北大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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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队有生产队长计划、安排生产,哪块地种什么,什么时间种,谁去种,都有生产队长安排,社员参加小队劳动,实行工分制,按青壮年、中老年、妇女、儿童四个等级,年底由社员分组评定工分标准。整劳力,也叫十分劳力,是农活高手,不但有力气,像耕地、推小车、扶(lou)、打场等一些技术农活,都能拿的起、干的了。妇女后来最高可挣到九分,一般是妇女队长,或特别能干的青壮年妇女。中小学生假期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,干一些零活、杂活,一般给四到六分。中老年劳力,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多是在场院里干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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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农田作业,叫“上山干活”。“上山干活”按成记工分,一天记十二成,早晨两成,上下午各五成,晚上根据时间另加成。结婚成家的妇女,一般早晨不“上山”,中午和晚上提前一小时左右回家做饭。那时候没有钟表,全靠生产队长看着太阳估计时间,遇到下雨阴天,估计的时间会有偏差。农忙季节,早上、中午要“往山上送饭”,即:家庭主妇提前回家做饭,后安排几个人回村把各家准备好的饭菜、热水收集起来,装进筐子、篓子,挑着或抬着送到干活的地里,大家围坐在田间地头吃饭。饭菜多是玉米面饼子、地瓜、地瓜干、咸菜疙瘩,偶尔有饽饽、虾酱、小咸鱼是稀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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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年代前期,小麦、玉米、豆类脱粒脱谷还是人工,中后期有了脱谷机、脱粒机,记得当年我们村只有一台脱粒机和一台脱谷机,四个生产队轮换使用。脱粒、脱谷叫“打场”,安排一些劳力到场园,不分昼夜,轮班作业。特别是靠在机械旁作业的都是“整劳力”,又脏又累也危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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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年代中后期,种地使用少量的化肥、农药,主要还是靠农家肥。农业学大寨,粮食生产提出“上纲要”(亩产粮食400斤)、“过黄河”(亩产粮食600斤)、“跨长江”(亩产粮食800斤)。每年公社都要召开农业学大寨万人誓师大会,大动员、表决心、定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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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收结束,传统是冬闲季,七十年代改变了这一传统,组织劳力开工“上马”——整大寨田,一般是以大队为一个工地。“凌晨四五点钟,一阵清脆的号子声,划破天空,打破山村的宁静,人们从熟睡中醒来,匆匆忙忙赶往劳动工地。工地上,早已灯火通明,彩旗飘飘,锣鼓喧天,红色标语牌在明亮的灯光下格外醒目,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响亮的口号声,好一派热闹景象。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公社社员,个个精神饱满,斗志昂扬,干劲十足,任劳任怨”。(回顾小学时的作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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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时期,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叫“战山河”,这支队伍是由公社从各大队调集的青壮年组成,人民公社整地、治山、修河的突击队。统一吃住,突击农业、水利重点工程,虽然条件艰苦,活脏活累,但这儿的年轻人,有活力,有朝气,有干劲,是那个时代的排头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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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,还有另一支队伍——下乡知青。记得我们村住了十二名青岛知青,分别安排到四个生产队,他们单独食宿,条件比较艰苦。刚来时,也很不适应,农活不会干,做饭要现学。跟我们一样,几乎顿顿“黄对黄”(吃玉米面饼子、喝玉米面稀饭)。后来渐渐适应了农村条件和生活习惯,多数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好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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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,各小队按当年粮食、副业等各方面收入来确定工分值(一分值多少钱),我们村算中等水平,一分也就值五到八分钱,周围村超过一毛钱的算是好村。再根据各户工分总数、积攒的土粪数,扣除分配的口粮、油料钱,就是一个家庭的全年收入。家庭劳力多,挣的工分多,年底“决分”(分钱),会分得几百块钱,一般也不会全给。部分劳力少的家庭,特别是单职工家庭,一般都是欠款户,年底要向生产队补缴欠款。

公社每年都要根据上级计划,给各大队下达上缴公粮任务指标,大队再把指标落实到各生产小队,各生产小队无论年景好坏,收成如何,都要保质保量完成公粮任务。这其中,生产队还要预留良种和一部分资金用于来年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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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家庭的另一收入靠养猪、羊、兔、家禽等。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,猪养肥了,还要有收猪许可证(卖猪条),有段时间,猪肥了,得不到许可证,卖不出去。

肥猪要送到公社食品站,那时基本不通公路,多是羊肠小道,村离公社驻地近一点的,凌晨把猪喂饱后,直接赶着去;离公社驻地远的村有二十几里路,把猪用网包兜起来或用绳子捆起来,绑在小推车上,推到食品站。到了食品站,要排队过称。过称中,收购员给毛猪打价很关键,也很难公平、公正。毛猪分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不同价格,特等价是五毛七分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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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养鸡基本是散养,下的鸡蛋,平日都舍不得吃,一般要拿到集市上卖,收入用着日常生活开销(料油划火钱)。除非家里来了客人、坐月子“送米”、家人生病,或年幼的小孩,才会有这口福。养兔、养羊则是剪毛,送到公社收购站卖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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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家一般是三、四间平房,有瓦房也有草房,多数是木板门、木格窗,后期开始有玻璃门窗。一般明间有一对锅台,旁间有火炕,火炕下有存放地瓜的地窖,纸糊墙壁和顶棚。院子里有猪圈、鸡窝、简易厕所,一般都有厢房或倒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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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点的村有“代销店”,主要经营一些日用品,很多日用品都是“配给”,像煤油、火柴、桃酥、饼干等。布匹一般是棉布,要凭布票;购买桃酥、饼干等食品,或进饭店吃饭、买饭需要粮票。有段时间,猪肉也是凭票供应。尽管猪肉便宜,平日几乎不买猪肉,只有过年,一个村集中杀几头猪,根据自家经济条件,买几斤猪肉回家过年,那时都抢着要肥肉,分配的花生油不够吃,可做油料补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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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大队都有一到两名驻村公社干部,他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,在群众家里吃饭,每天付一斤粮票,细粮一顿付一毛五分钱,粗粮付一毛钱。个别大队有公办教师的,也是派饭,也按同样标准付粮票、付钱给群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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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村村都有村办小学,教师多是民办教师,没经过教师资格培训,大队从初高中毕业生中指定,直接上岗。民办教师一般按村里整劳力记工分,国家每月发几块钱补贴。很多村办小学校舍简陋,也有黑屋子、土台子,教学经费主要靠大队和师生勤工俭学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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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村有合作医疗室,经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,是主要医护工作者,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和常用的感冒、退烧、消炎、止痛等药物,土霉素、四环素、链霉素、卡那霉素等抗生素比较常用。中药主要靠采集天然中药材,自行加工泡制。尽管公社有兽医站,由于距离远,交通、通讯不便,如遇村里牲畜、家禽出现情况,也多有赤脚医生处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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嫁娶喜事,提倡新事新办,不收彩礼。但社会流行的“一响三转四不动”(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钟表,四间大瓦房),仍是衡量结婚条件的基本标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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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忆里,七十年代的事情还很多,尽管时间有些久远,但记忆依然尤深,或许是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;或许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,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一种成长,不同的成长环境,造就了不同的人生经历;不同的时代,同样有着别样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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